母亲

 

母亲15岁嫁给父亲，生育了4个孩子，一生任劳任怨。

母亲有四兄妹，她排行第三。外公有门砌屋的好手艺，赚些钱就买地，收留了一个哑巴在家做工。

母亲说外公家后来因有地被划为地主家庭，但她们三姐妹没读过书，只有舅父读过书。

母亲不识字，文革生产队办扫盲班，她也只学会了父亲的名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

父亲是家里的满崽，是街上的“高富帅”，娶母亲颇有一番周折。

1944年日本兵进攻衡阳经过过水平，为了躲兵，奶奶带着一家人从街上躲到牙泉的亲戚家，亲戚是当地的富裕人家，有个比父亲大2岁的女儿，为了报答亲戚的接纳之恩，奶奶许下了娃娃亲。父亲不喜欢这个比他大的姐姐，后以父母包办婚姻为由要求取消娃娃亲，女方是坚决反对的，奶奶也坚决反对，但父亲态度更坚决，还自己写了状纸诉到县上终于解除了这门婚约。女方不但输了官司还倒赔了父亲几担大米，父亲一天之间把大米全施舍给了街上的乞丐。

父亲取消了婚约，奶奶又忙着给他物色对象，奶奶想起在族里几个亲戚的女儿。便又带着父亲上门一个一个的见面。母亲说，父亲进家门前她就躲到楼上去了，透过木板楼的缝隙他看见父亲大大方方的跟着奶奶与她父母聊天。父亲没有反对奶奶给他安排的这门亲事，他早就知道母亲是当年冲里的一枝花。

母亲嫁过来后就跟着奶奶织布，那时家里经营着一家豆腐店，一家织布店和一家杂货店。

父亲不愿意干这些活，整天与街上一帮青年打篮球、排球。

因为打得一手好球，父亲到了广东并进了工厂，母亲也跟着到了广东，在丹霞山下锦江河畔母亲生下了我。

父亲天资聪明，在广东很快就有了发展，文化大革命早期还代表工宣队进驻县中学，正要继续上升时，朋友告诉父亲组织要到家乡进行政审。父亲向组织汇报了家庭情况并把母亲和我们送回了家乡。

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在家乡生活，每月父亲寄5元或10元钱补贴。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广东，生活在城市里，但母亲依然保持着农村妇女善良的本分。

我们曾问过母亲，父亲那么优秀，文革时为什么没选择跟你离婚？母亲只是笑笑，满脸都是幸福。

母亲说她一生里遗憾的是不识字，外公家的地主成分连累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