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

<p>王淦昌 （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男，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奖项。 人物生平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于江苏常熟县枫塘湾。先读私塾，1916年转入太仓县沙溪小学，13岁到上海，就读浦东中学。1924年高中毕业，进入外语专修班。随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 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 迈特纳（Meitner）。 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1932年，王淦昌在迈特纳指导下，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同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做学术访问，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师。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在这一时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1941年，王淦昌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Review）发表了这篇短文，此项成果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 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与S B 琼斯（Jones）合作研究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 1950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2年，王淦昌与吴恒兴、林传骝赴朝鲜战场，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同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 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超子的反粒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1961年4月，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于1962年，基本上掌握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中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 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其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强流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和氟化氪（KrF）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惯性约束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4年，王淦昌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接受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的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是专为获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设立的。人们称这样的科学家为“金博士”。 1992年，在王淦昌、于敏等人的推动下，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获得了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 1998年6月，王淦昌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 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主要贡献 科学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淦昌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的研究。他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雾室。实验室于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64年，王淦昌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1985年，王淦昌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泵浦准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经过不断改进，到1996年初，激光器输出能量达到了276焦耳，使中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英、日本、前苏联之后具有百焦耳级氟化氪激光器的国家，并使原子能院成为我国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技术以及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此外，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主要作品 中文 1、王淦昌，我在早期的一项研究工作，科学，1992，44（1）：45～46 2、王淦昌，各种基子发现及其性能，科学世界，1947，16（819）：233～234 3、王淦昌、王祝翔、维克斯列尔、符拉娜、丁大钊等，关于在有奇异粒子参加时强 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问题，物理学报，1961，17(2)：73～75 4、王淦昌、连培生、康力新、李鹰翔，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从能源科 学技术看能源危机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80 5、王京，带电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现状，原子能参考资料，1980，10：1～18 6、王淦昌、袁之尚，物质的第四态——等离子体，百科知识，1981，9：44～47 7、王淦昌，准分子激光，百科知识，1983，9：37～39 8、王淦昌，深厚的友谊，难忘的会见，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尼·玻尔诞辰 100周年纪念专辑，1985，35(1)：51～58 9、王淦昌，王淦昌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7 10、王淦昌，利用大能量大功率的光激射器产生中子的建议，原子能科学技术，198 8，22（1）：7～12 11、王淦昌，准分子KrF和XeF强激光，原子能科学技术，1988，22（1）：13～21 12、王淦昌，核技术的趋势和对策——惯性约束核聚变（ICF）物理研究的进展，新科 技革命的趋势和对策，法律出版社，1988 外文 [3] 1、Wang Ganchang,Laser Technology in China,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Nucl ear War,8th Session,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Held in Erice,Italy,on 19 ～24，August,1988：95～99 2、Ван　Ган чан　и　др，Изучение взаимоде йствий　лмезонов　с　углеродом　при　знергиях 250—270　Ме с　помощью　пузюрьковой　проланов ой　камервы　ЖЭТФ，1958，35：899～906 3、Bан　Ган чан и　др，Прочановая　пузыр Ьковая　камера　объемом 24 Литра，ПТЭ，1959，1，c 41 ～44 4、K C Wang,Neutron and Negative Proton,Nature,1946，157：549 5、Wang Ganchang,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Coo peration China,Lecture on the 1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Japan Atomic Industry F orum,March,1984：1～7 人才培养 王淦昌曾担任20年的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是他的弟子。在国防科研领域，他言传身教，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周光召、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土都曾接受王淦昌的直接指导。 获奖记录 科学 ▪ 1999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奖） ▪ 1994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 ▪ 1985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获奖） ▪ 1982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获奖） 社会任职 王淦昌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 外界评价 国务委员张劲夫：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王淦昌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终生保持了年轻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为人诚恳热情、正直、坦诚，治学严谨，是祖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后人之楷模。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王淦昌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被国际上称为Great Wang。王淦昌先生的一生闪耀着科学智慧的光芒，他把毕生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王淦昌先生的科学成就和品德修为，深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王淦昌虽然学术造诣很高，但是一直是勤学好问，只要自己不懂的就可以向年轻人请教，向年轻人学习。在60多年的核物理科研生涯中，他对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性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从一个高峰攀登到另一个高峰。 后世纪念 1998年，王淦昌遗体告别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参加告别仪式。 2007年5月19日，纪念王淦昌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及纪念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书画图片展在常熟举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和王淦昌先生的女儿王韫敏女士应邀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2007年5月27日，为纪念“我愿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1997年11月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艾国祥在中国核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将“王淦昌星”运行轨道图铜牌送给王淦昌之子王德基。 2007年6月18日，为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了纪念王淦昌院士百年诞辰系列报告。 2010年12月10日，在王淦昌逝世12周年纪念日，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收录了约150篇纪念文章和130幅图片，作为对王淦昌的永久纪念。</p>

<p>徐光宪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 徐光宪（1920年11月7日～2015年4月28日），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 市上虞区）人，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2008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 1957年9月，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 1986年2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学部主任；1991年，被选 为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 1944年，徐光宪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51年3月，获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徐光宪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涉及量子化学、 化学键理论、配位化学、萃取化学、核燃料化学和稀土科学等领域， 基于对稀土化学键、配位化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发 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基本规律，在20世纪70 年代建立了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 2015年4月28日上午，徐光宪院士不幸逝世，享年95岁。 人物生平 1920年11月7日，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兄 妹7人中徐光宪最小，父亲徐宜况毕业于政法大学，在一所律师楼任职 。 在上学之前，身为律师的父亲徐宜况已经开始用中国古代数学命题—“ 鸡兔同笼”以及中国国粹围棋来培养徐光宪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小光宪 对下围棋产生了兴趣。 中学时期，徐光宪就读于绍兴稽山中学，曾获浙江省数理化竞赛优胜 奖；此外，还曾受到过任教于上虞春晖中学的夏丏尊、朱自清、朱光 潜、丰子恺、李叔同（弘一法师）等著名前辈的熏陶。 1936年9月，仅上了一年高中的徐光宪转入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级职业 学校土木科就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徐光宪转学至宁波高级工业 职业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前身）。 1939年，毕业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徐光宪和另7名同学 被录取至“叙昆铁路”当练习工程员，没想到领队中途携大家的差旅费 潜逃，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大哥；同年 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1940年，徐光宪因为住在当时法租界的一个煤球厂里，而大同大学在 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学上课的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1944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 上海宝华化学厂任技师。 1946年1月，徐光宪又回到交通大学担任化学系顾翼东教授的助教；同 年4月18日，徐光宪与大自己1岁的交大同班同学高小霞在上海国际饭 店结为伉俪。 1948年1月，徐光宪考取自费公派赴美国留学生，进入了美国的圣路易 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但一学期下来，迟迟拿不到助教资格 ，这样将导致他没有生活着落。急切之下，他辗转联系到在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唐敖庆，经唐敖庆推荐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因成绩优秀而很快获得助教职位，解除了生 活上的后顾之忧。他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学 位。 1950年7月，因成绩优异，徐光宪被推荐加入美国菲拉姆达阿珀西龙荣 誉化学会（Phi LamdaUpsilon）。 1951年3月，徐光宪完成了题为《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博士论文，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克塞 （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 其导师贝克曼（C.D. Beckmaan）看好徐光宪的学术潜质曾挽留他留在 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并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马利肯 （R.S.Mulliken）教授处做博士后研究。当时徐光宪的妻子高小霞正 在攻读博士学位，若徐光宪去马利肯教授处从事研究工作，不但自己 可以获得好的科研环境，而且也为高小霞创造良好的攻读学位的条件 。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关系异常紧张，徐光宪和高小霞均感到 祖国更需要自己，高小霞毅然中断攻读学位，徐光宪放弃即将到手的 工作，夫妻俩人借华侨回国省亲的名义，于1951年4月15日与夫人高小 霞离开旧金山，乘船回到中国。 1951年5月，徐光宪经先期回国的唐敖庆推荐，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担任副教授，同时还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开始着手培养量子 化学和络合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生。 1952年9月，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时，徐光宪和高小霞很幸 运未被调整，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9月10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暑期，徐光宪与唐敖庆、卢嘉锡、吴征铠等人在北京主办了物 质结构讲习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一批理论化学方面的教师。 1957年9月，由于国防和学科建设的双重需要，徐光宪被任命为北京大 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核燃料萃取 化学研究。 1961年，由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卓著，徐光宪晋升为教授。 1964年8月，参加二机部在青岛燕儿岛召开的极密会议，会议决定摒弃 苏联提供的沉淀法，以中国自行研究的、先进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 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钚。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光宪由于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受到了排挤和 迫害，1969年底，被迫离开技术物理系，到江西农场劳动。但他没有 放弃研究工作，曾用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化学中的自然辩证法。 文革后期，从1972年开始，徐光宪由江西农场回化学系，又转向稀土 分离和萃取方面的研究，并很快获得突破，于1975年提出了稀土串级 萃取理论。 1976年6-7月间，依照有色冶金研究总院的请求，徐光宪在上海耀龙化 工厂主办了一期串级萃取讨论班。 1980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任化学学部主任。 1989年4月，国家计委批准徐光宪在北京大学筹建稀土材料化学与应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其担任首任主任，后使该实验室成为中国稀土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要基地；同年9月，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三届 亚洲化学大会，并当选为亚洲化学会主席。 1991年，被选为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同年5月，任在京召开第二届国 际稀土会议副主席，兼程序委员会主席，作大会学术报告；同年6月， 任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在京召开第四届 亚洲化学大会主席，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1994年1月，应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邀请访问台湾新竹，作稀土分离化 学学术报告；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访问台北，作原子价新概 念的学术报告；同年，徐光宪与高小霞这对院士伉俪荣获首届“中华蓝 宝石婚佳侣奖”。 1995年，受聘任东北大学名誉教授。 1996年4月7日，与高小霞应邀参加交通大学100周年纪念及交大院士纪 念馆开幕剪彩。 2009年1月9日，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4月28日上午，徐光宪院士不幸逝世，享年95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涉及量子化学、化学键 理论、配位化学、萃取化学、核燃料化学和稀土科学等领域。 20世纪50年代，徐光宪提出了配合物平衡的吸附理论；60年代，他改 进和提出了几种测量萃取常数的方法；70年代，提出最优化串级萃取 设计方案，建立了新的串级萃取理论；80年代，提出原子价的新定义 及其量子化学定义，并首次合成了一系列有特殊结构和性能的四核双 氧基稀土配合物。他发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 基本规律，提出了适于稀土溶剂萃取分离的串级萃取理论，可以“一步 放大”，直接应用于生产实际，引导稀土分离技术的全面革新，促进了 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向高纯稀土生产大国的飞跃。 发展串级萃取理论并用于稀土工业生产 1971年底，徐光宪返回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当时化学系在搞稀土元 素的分离提纯。他认为，萃取法用于稀土分离提纯是大有可为的，于 是他积极参加这项工作，运用过去在络合物平衡和萃取化学基础研究 中得到的成果和积累 的经验，很快就对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做出了突破 性的改进。镨钕分离是稀土元素分离中的难点，当时又是一项急需完 成的军工任务。他通过选择萃取剂和络合剂，配 成季铵盐——DTPA“推 拉”体系，使镨钕分离系数从一般萃取体系的1.4—1.5高到4以上，这是 当时国际上最高的数值。但这类体系直接用于工业生产有困难。美国 曾有过一个专利报道，提出用推拉体系萃取分离稀土，但从未用到实 际生产中去，因为无法实现串级萃取过程。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串级萃 取理论是L．阿尔德斯（Alders）提出来的，徐光宪仔细分析了在串级 萃取过程中络合平衡移动的情况，发现阿尔德斯串级萃取理论的基本 假定：“在串级过程中萃取比保 持恒定”，在稀土推拉体系串级萃取过 程中是不成立的。于是他精心设计出一套化学操作流程，并导出与此 相应的一套串级萃取理论公式，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回流串级萃取 新工艺。 1974年9月，他亲赴包头稀土三厂参加这一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包头轻 稀土的工业规模试验，获得成功，从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 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随后陆 续提出了可广泛应用于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流程优化工艺设计的设计原 则和方法，极值公式，分馏萃取三出口工艺的设计原则和方法，建立 了串级萃取动态过程的数学模型与计算程序，回流启动模式等。这些 原则和方法用于实际生产，大大简化了工艺参数设计的过程，减少了 化工试验的消耗；特别是能适应原料和设备不同的工厂，因而能普遍 使用。他和李标国、严纯华等共同研究成功的“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 步放大”技术，是在深入研究和揭示串级萃取过 程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以计算机模拟代替传统的串级萃取小型试验，实现了不经过小试、 扩试，一步放大到工业生产规模，大大缩短了新工艺设计到生产的周 期，使中国稀土分离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溶液络合物化学研究的先行人 徐光宪对学科发展前沿的生长点很敏感，能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 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及时选择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1951年，他回国初期仍在继续从事量子化学研究。当时，国际上对溶 液中络合物平衡的研究正在兴起，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将发展成为无机 化学的重要分支，中国国内也有条件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他迅速抓 住这一时机，率先在中国国内开展溶液中络合过程物理化学的研究。 首先是测定溶液中的络合物平衡常数。他通过改进仪器设备，提高了 测量精度，同时改进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因而能从测定结果得出更 多的信息，加上用新的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得到的结果就更多和更精 确，对弱络合体系也可给出较准确的分级络合常数。他在络合平衡常 数测定方面的工作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带动了中国国内有关研 究工作的开展。他根据络合平衡与吸附平衡的相似性提出络合物平衡 的吸附理论，可以简便地描述溶 液中弱络合物平衡过程。这一时期的 工作成果对他后来成功地开展核燃料萃取化学和稀土化学研究有很大 帮助。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注意到生物无机化学的兴趣，立即意识到研究 生物分子配体络合物的重要意义。他鼓励、支持和指导科研组的同志 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例如研究胆结石的生成机理，稀土羊毛染色 机理，抗癌药物分子对金属离子的络合作用等。80年代以来，他在固 体络合物的合成、结构测定和谱学研究等方面，指导助手和学生做了 大量工作，特别是在稀土元素的多核、异核络合物方面，例如在国际 上首次合成了具有特殊结构和性能的一系列四核稀土双氧络合物，引 起同行的重视。 探寻物质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金属有机化合物化学和原子簇化学迅速发展， 有大量新化合物被合成出来，它们的结构及性质的研究也随之发展， 因而金属有机化合物和原子簇化合物的结构规律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 问题。徐光宪通过总结大量实验资料和已有的各种理论，提出了一个 更普遍的，同时适用于金属有机化合物、原子簇化合物和一般分子的 结构规则，取名为（nxcπ）格式。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原子共价的新 定义。利用（nxcπ）结构规则，只要根据分子结构式即可估计分子的 稳定性，从而可以预测可能存在的新化合物。这一结构规则和定义， 已经通过了大量实验结果和量子化学计算结果的检验，显示出正确性 与广泛适用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徐光宪主持开展了对稀土量子化学和稀土化 合物结构规律性的研究。在建立适用于稀土元素电子结构研究的方法 和计算程序的基础上，他对不同类型的稀土化合物进行了系统的量子 化学计算，结合（nxcπ）结构规则和共价的新定义，对其成键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稀土化合物并不总是离子性的，在金属有机 化合物中存在的是带有离子性的共价键，而在很多无机化合物中存在 带有很大共价成分的离子键。共价键主要通过其5d轨道生成，4f轨道 贡献相当小，因此稀土的簇合物和金属有机化合物服从推广的十八电 子规律。 学术论著 徐光宪共发表期刊论文560余篇，论文被他人正面引用2200余次，出版 有10本教科书及专著，包括《物质结构》和《量子化学》等许多重要 教材。其中《物质结构》自1959年出版以来，已经修订再版印刷了20 余万册，是化学领域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著作 《物质结构讲义》（徐光宪编，暑期综合大学教学研究座谈会，1954 ） 《物质结构》（徐光宪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物质结构简明教程》（徐光宪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65） 《量子化学 ： 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徐光宪著/黎乐民著/王德 民著，科学出版社，1980） 《萃取化学原理》（徐光宪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New Frontiers in Rare Earth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徐 光宪著，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 《物质结构》（徐光宪编/王祥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稀土的溶剂萃取》（徐光宪著，科学出版社，1987） 《物质结构》（徐光宪/王祥云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 《徐光宪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徐光宪著，北京大学化学系稀土化学 研究中心，1990） 《徐光宪论文选集》（徐光宪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 《北京大学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学年科学讨论会，化学分会论文》（徐 光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稀土》（徐光宪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 《神奇之土：稀土科学基础研究》（徐光宪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5） 《徐光宪文集》（徐光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论文 《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1951年） 《超越化学前沿的探索—与信息科学交叉的新园地》（2005年5月） 成果奖励 序号 获奖情况 获奖年份 获奖原因 1 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3月 稀土萃取研究 2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5年 串级萃取理论 及其在稀土和金川钴镍分离中的应用 3 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87年 串级萃取理论 及其应用 4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年 轻稀土三出口 萃取分离工艺理论设计及其工业实践 5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年 “色素型胆结石 的组成、结构及生成机理的研究”项目 6 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88年1月 《物质结构 》教材 7 冶金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 8 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0年10月 《稀土溶剂萃 取》 9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0年10月 "应用量子化学 "科研成果 10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 11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1年11月 "稀土萃取分离 工艺的一步放大"科研成果 人才培养 徐光宪他不仅培养了博士生和硕士生近百人，还为中国稀土产业界培 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学生中有三位院士，一位教授，分别是 量子化学领域的黎乐民院士，稀土配位化学和光电功能材料方面的黄 春辉院士，分子磁体领域的高松院士，重稀土萃取领域的严纯华教授 。 重视教学工作 徐光宪重视教学工作，认为必须让学生牢固掌握科学基本理论和基础 知识，为将来献身祖国科技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1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讲授物理化学课，同时在燕京大学化学系 为研究生开设量子化学课。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开出《物质结构》 新课程，并担任了1954年的物质结构暑期进修班的讲课。 1957年，国家要求北京大学迅速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材。徐 光宪当时虽对原子能化学并不熟悉，但在被任命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之一以后，日夜备课，充分准备，于两个月后就讲授放射化学、原子 核物理导论等课程。他很注意让青年教师、研究生及时掌握学科最新 成就，站到学科发展最前沿。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际上配位场理论 在无机化学中的应用迅速扩展，萃取化学研究刚刚开始，他及时在技 术物理系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配位场理论和萃取机理等课程。 打倒“四人帮” 以后，中国国内恢复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当时，量子 化学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在化学各分支学科得到广泛应用，并已 渗透到与化学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内，他抓住时机开设了量子化学、 分子光谱、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直到1986年他还亲临教学第一线。 他讲课内容丰富，注意启发学生深入到物质变化的微观层次运用基本 规律分析复杂纷繁的化学现象，以求深刻理解这些现象的微观本质及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能预见一些新现象。 重视教材建设 徐光宪很重视教材建设工作，认为一本好的教材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 帮助。 20世纪50年代，他根据自己在北京大学几年中使用的物质结构讲义， 加以修改补充，精心整理，编写成《物质结构》一书，于1959年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由高教部规定为全国统编教材。 1965年，为了适应工科、师范类院校的教学需要，他又编写了一本《 物质结构简明教程》。《物质结构》一书，内容丰富，安排得当，条 理清楚，概念表述准确、深刻，有关化学键理论的两章写得尤为精采 ，因此深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成为在全国使用多年的教材，曾先后 五次再版，发行了十余万册，在物质结构课的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1月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 “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该书 还在香港被翻印，受到港台读者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初，他根据物质结构学科发展的情况，在王祥云协助下 对原书进行了修改补充，于198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修订版，很 受读者欢迎。 1978年，徐光宪在给研究生开设量子化学课时，针对化学系本科生数 学、物理基础较薄弱的情 况，和黎乐民等合作编写了一部研究生用的 量子化学教材《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上、中、下二册 ），分别于1980、1985、198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内容比 较丰富，能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学科发展的现状，在基本原理的叙述 和公式推导方面又相当详细，较易为数学、物理基础较薄弱的读者理 解，因而得到读者的好评。 此外，他还在《化学通报》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教学经验交流或专题 讲座性质的文章，也使很多教师和学生读后受益不浅。 荣誉表彰 北京大学首届自然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1994年9月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5年1月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6年 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 2006年12月 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9年1月 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 2019年12月 美国Phi Lamb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接受金钥匙一枚（1949年2 月） 美国Sigma Xi 荣誉科学会会员，接受金钥匙一枚（1950年10月） 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0 年12月） 社会任职 学术机构任职 1980年12月，第一届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兼任稀土化学和湿法冶 金专业委员会主任 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编委会物理化学副主编和无机化学副主 编 1981年4月，《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 1982年1月，《国际量子化学》杂志顾问编委 1983年，《中国稀土学报》主编 1984年12月，《科学通报》副主编 1985年，《中国科学》副主编 1985年1月，《无机化学学报》副主编 1985年1月—1987年，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 1986年4月，中国化学会第22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9年，亚洲化学学会联合会主席 1991年，国际镧系和锕系研究（Lanthanides and Actinides Research）顾问编委 1991年4月，山东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 1993年7月，浙江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 1993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 1998年10月9日，中国稀土学会名誉副事长 党政机构任职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1月，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评价 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国学大师季羡林评） 徐光宪教授已在我国化学界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 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要学习他勤奋务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作风，以及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的崇高品格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评） 几十年来，先生为适应国家需要，四次变更科研方向，每次都能看准 前沿，迅速取得累累硕果，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为祖国科研事业作出贡 献的强大精神驱动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具有广博深厚的学科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学生黎乐民评） 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 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则已经 达到了后者的境界。（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学生严纯华评） 生如夏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校友徐光宪先生倾其一生，造就 了一个关于稀土的“中国传奇”。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徐老刻苦求索 ，永不言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高尚情操和可贵品质必将砥砺 一代又一代稽中人奋发向上，不断前行。（徐光宪母校稽山中学校长 朱雯评）</p>

<p>茅以升 （中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茅以升191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英文名称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今西南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中国/北方交通大学（时含今西南交通大学和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2019年9月25日，茅以升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人物生平 茅以升祖父茅谦为举人，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 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进入江南商业学堂。 茅以升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所以没有去。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本…… 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参加清华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留洋。 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 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位工科博士。 1916年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因茅以升成绩特优，从此康奈尔大学免试接收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母校赢得了荣誉。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大学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1920年回国后至1930年，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副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北洋大学校长。 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1937年至1942年任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代院长、院长。 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 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1952年任由母校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组建的中国交通大学（1950 年改称北方交通大学）校长。 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总理指定为设计方案最终审定签字负责人。 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 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1984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主要成就 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74周年纪念日。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的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约束，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他看到祖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决心为中国人争气，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桥。于是迎难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请在康奈尔大学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寝馈于斯，志在必得。 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正紧，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钱塘江桥冒着敌人的轰炸，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数，候渡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设之世。他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使沪杭与浙赣两条铁路相连接，使钱塘江两岸由天堑变通途。通车65年以来，他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零三个月。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参与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的审查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桥梁建筑文学造诣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国古桥与新桥》等。 终身致力于桥梁建筑事业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 学术思想 茅以升的工程伦理思想以工程爱国思想为根基，这是为改造腐败、落后被列强侵略的旧中国所赋予他的强大动力。“以人为本”思想是茅以升工程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他处理工程活动中各种复杂关系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而以“工程爱国思想”为根基，“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的茅以升工程责任伦理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工程社会责任伦理、工程自然责任伦理和工程职业责任伦理。 主要作品 《钱塘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中国桥梁——古桥和今桥》 人物轶事 茅以升从小酷爱读书并善于读书。许多人惊羡他神奇的记忆力，殊不知这是靠他勤奋的背诵锻炼出来的。 为了锻炼记忆力。茅以升每天早上就站在河边背诵古诗、古文。河面上，风帆往来，渔歌阵阵，他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海洋里。天长日久，他不仅背熟了许多古诗、古文，而且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一天，他爷爷用毛笔抄写古文，茅以升站在一旁默记。等爷爷搁下毛笔，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赋》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茅以升不仅背诵古诗、古文，而且还不畏枯燥，背诵那些抽象的数字。一次，他看到有篇文章把圆周率的近似值写到小数点后面100位，就决定背诵这些枯燥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于是，他一节一节地来记这一长串数：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尽管很难记，但从小数点后十几位，到几十位，直到100位，他硬是熟练地背了下来。在他八十高寿时，他还能奇迹般地背诵少年时代记下的这100位数字。 人物评价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桥梁专家茅以升》一书中指出的：“茅以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为中国科学普及事业乃至科技馆、科技报建设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不为更多人所熟知。 茅以升在《桥梁远景图》中，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桥，毛泽东曾称赞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 2006年我国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四）》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二枚是“茅以升”教授.</p>

<p>师昌绪（1918年11月15日—2014年11月10日），中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18年11月15日生于河北省徐水县（现保定市徐水区）。1941年，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在美国欧特丹大学获冶金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3年，积极参与争取回国的斗争。1955年回国。1957年，被任命为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兼任合金钢研究室主任。1982年创办并兼任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所长。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 曾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湘潭大学名誉董事长等。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 2014年11月10日，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p>

<p>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追认的女烈士。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人物生平 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 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江竹筠同志酷爱马列主义理论，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但这时党却要她留在重庆作通讯联络工作。这需要一个不为人注目的职业作掩护， 因此, 党组织指示她要学习会计， 学拨算盘珠子， 她毫不犹豫，听从组织安排。 1940年秋天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经过艰苦的努力，掌握了会计专业。同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 1941年江竹筠再次考入当时由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开展工作。 1941年夏末，重庆。二十一岁的江竹筠从中国公学附属高中和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被川东特委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同时兼任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发行工作。 1943年年底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出于安全考虑，认为彭咏梧需要一个良好的掩护环境，要他在重庆安一个家。然而他一时无法与云阳的妻子谭正伦取得联系，但这事牵涉到工作，又不能久拖不决。于是，市委在重庆的女同志中间反复物色、挑选，最后决定指派江竹筠接受这个令她惊诧而又羞涩不已的任务———给彭咏梧做“妻子”兼助手。他们一开始相见、共事，竟然是在一起假扮夫妻，朝夕相处，共同生活。 [8] 并和他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他们的家庭是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她的主要任务是为彭咏梧做通信联络工作。 1944年夏，江竹筠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5年，她与彭咏梧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从那时起，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6年毕业后她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4月，江竹筠难产，被班上的女同学送进了医院，此时彭咏梧不在她身边，她自作主张作出了剖宫产和绝育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决定。彭咏梧事后赶到成都看望她和刚出生的儿子小彭云时，为她的勇敢、果断和牺牲精神感动不已。 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挺进报》在几个月的时间，就进行到1600 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夏，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武装斗争第一线。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对党组织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 ，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急欲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个人家庭 彭咏梧在与江竹筠相恋之前，已经结婚，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两人育有一子彭炳忠。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与彭咏梧的独子彭云。1947年10月江竹筠去信请求谭正伦到重庆照顾年幼的彭云。1948年2月，谭正伦来到了重庆，此后扶养彭云长大成人。江竹筠的儿子彭云后定居美国，为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江竹筠的孙子彭壮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发展。 人物轶事 姓名演化 江姐刚出生时取的小名叫雪琴，从5岁发蒙读书始，父亲给她取的学名叫“江竹君”，到她被捕入狱之前就再没改变过。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 后来换了一个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后临时取的化名。但这个化名并没有改变她名字的读音，只是用了一个同音字而已。 红色遗书 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遗书中展示柔情一面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中屡次提到儿子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 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竹筷削笔烧棉做墨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人物评价 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 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江姐就象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花一样，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彩。 江姐受酷刑拷问之后，难友诗人蔡梦慰用竹签蘸红药水在草纸上写下了《黑牢诗篇》，表达了对江姐的敬佩。 他是当时“铁窗诗社”发起人，在《黑牢诗篇》中吟唱：空气呵，/日光呵，/水呵，/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人被当作牲畜，/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在风门边，/送走了迷惘的黄昏，/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多少岁月呵！/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黄了，绿了，绿了，黄了。 在阴湿的囚室里，蔡梦慰只能通过高处的小窗感受生命的荣枯和时间的流逝。1949年11月27日深夜，在被押往渣滓洞松林枪杀的途中，他将包扎好的《黑牢诗篇》抛在荒草丛中，也给后人留下了这一首首生命的绝唱。 相关报道 2018年11月23日报道，四川大学近日发现了江姐化名江志炜在四川大学“潜伏”时留下的珍贵实物档案。这些档案包括江竹筠亲手填写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入学登记表》《公费生膳食补助领取清册》，江竹筠在华西医院做生产和绝育手术的《手术记录》等。 后世纪念 江姐故居位于四川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2007年对外开放，成为四川省和自贡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姐故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分为实物厅和展览厅两个部分。实物厅陈列了江姐及其家人生前使用过的部分物品；展览厅里展示的则是江姐生平事迹及图片资料。 江姐纪念馆在江姐曾经居住的四川大学女生院旧址之上，是全国首家江姐纪念馆，也是西南高校首家专题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馆该馆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由一个144平方米的江姐事迹主展厅、16平方米的江姐宿舍场景复原展厅、77平方米的川大英烈事迹展厅、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小型院落组成。</p>

<p>李立三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一1967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注：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 人物生平 1899年，李立三同志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村。少年时代，他聪慧好学，立志救国救民。 1919年，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赴法勤工俭学，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留法期间，他一面在钢铁厂做工，参加罢工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1921年，他同赵世炎等同志一道组织劳动学会，在旅法中国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活动，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10月，李立三同志受法国当局迫害，被遣送回国。12月抵达上海，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同志委派，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在安源，李立三同志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将文化教育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启发工人的斗争意识，并在工人中建立党、团组织。 1922年2月，中共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同志任书记。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同志任主任。9月12日，他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成立罢工指挥部，并担任总指挥。他和刘少奇同志一道，采取正确罢工策略，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李立三同志不惧暗杀威胁，坚决站在斗争第一线，为罢工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从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相连。 1923年春，李立三同志出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长。 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工农部主任兼工会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领导工人运动。 1925年2月，他和邓中夏同志一道，领导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李立三同志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组织和领导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他带领上海工人由分散状态转向集中的有组织活动，并领导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推动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工人阶级带领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前所未有的打击。 1926年9月，李立三同志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主任，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10月起，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区职工运动负责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1927年1月，李立三同志参与领导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反帝斗争。他先后三次参与主持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配合，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同志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起任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 1927年，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李立三同志坚决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新的斗争。7月20日，他同邓中夏等同志向党中央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得到中央同意。27日，他奉命担任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昌起义领导机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委员，负责治安保卫、工运和群众工作，是起义的决策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后，他随部队南下广东，沿途领导开展发动群众、铲奸除霸等工作。10月，他向中央提交《“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在党内较早对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李立三同志在起义前后付出艰苦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28年6月至7月，李立三同志在苏联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并向大会作农民问题报告和结论。他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1月，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党中央主要领导工作。 党的六大后，李立三同志在宣传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恢复革命力量和发展革命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批评革命低潮中党内出现的悲观思想和消极情绪，强调贯彻六大争取群众的路线，指出要“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才能促进革命高潮”。他热情支持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介绍推广朱毛红军的战术原则和经验，赞扬他们“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同周恩来同志一道，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前委中的领导地位，妥善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还特别重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和文化工作，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有力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1929年，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斗争局面有了明显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高潮。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李立三同志不切实际地估计形势，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主张。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周恩来同志这时在苏联未归），通过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这次史称“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面对严峻局势，李立三同志比较快地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在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帮助下，他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同年底，按照共产国际要求，李立三同志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一系列会议上，反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其后15年，他按照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苏联工作，曾任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等职，还曾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间的秘密电讯编码、破译工作，尽自己所能继续为革命辛勤工作。在苏联，他始终心系国内革命斗争。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要求回国“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立三同志没有参加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初，李立三同志回到祖国后，曾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执行小组成员、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他在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时，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主持工会工作时，注重适时调整工作中心以促进生产发展，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积极贡献。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他随党中央进入北平，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一系列内政外交事务。他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委和新政协筹委会党组干事会五名常委之一，为新政协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同志继续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后历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和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不同领导岗位上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他深以多年未直接参加国内斗争为憾，以只争朝夕的忘我精神加倍工作，为我国工会事业和劳动保障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50年6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公布施行的重要法律之一，明确规定了工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全国工人阶级更好组织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主人翁作用。 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同志遭受林彪、江青等人诬陷迫害，含冤离世。 1980年，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 人物语录 主持全国总工会期间，李立三同志强调：“工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现时的最高任务和最大利益。”他主张工会工作要面向生产，把“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从各方面协助行政，完成行政规定的生产任务”作为首要任务。他号召工人阶级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发扬战斗精神，建设伟大祖国。 家庭生活 四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 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 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 1936年李立三与苏联大学生李莎（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结婚。李莎，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李立三的夫人。基什金娜是在莫斯科一位朋友家中初识李立三的。那时她是书报学校的毕业生，年仅19岁，正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1936年，基什金娜已经考入莫斯科师范学院法语专业，芳龄22岁。当年，基什金娜决定嫁给李立三。两人举行了简朴而洋溢着喜气的婚礼。 人物评价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李立三同志逐渐成长为党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作为直接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立三同志十分注意维护广大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他全力支持中国搬运工会和中国煤矿工会的建议，为废除封建把头制度、解除套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封建枷锁作出贡献。他深入基层，总结和宣传鞍山钢铁厂等大型厂矿企业工人发展生产的经验，树立并推广“毛泽东号”机车组和郝建秀、王崇伦、马恒昌小组等一批先进典型，号召工人阶级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李立三同志坚决贯彻党的工运方针，为推动新中国工会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 作为新中国首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同志探索创新，务求实效，为建立适应当时经济制度的劳动工资管理体制和劳动保险体制做了大量工作。他高度重视旧中国遗留的失业问题，主持制定《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关于处理失业工人的办法》，将救济与生产结合起来，有步骤地解决失业问题，取得良好效果。他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劳资两利的政策，倾注心血处理劳资关系，及时组织制定一系列重要法规性文件，为各级政府、工会处理有关问题提供重要依据。他还具体组织实施新中国第一次工资制度改革，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重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促进安全规程制度的普遍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李立三同志为开创新中国劳动保障事业付出了艰辛努力。 在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任内，李立三同志将黑龙江工业企业创造的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经验及时报告中央。后又按照中央指示，主持起草题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的《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推广这一经验，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近50年的革命生涯中，李立三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付出全部心血。他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李立三同志一生不忘初心、忠诚为党，心怀坚定信仰。他少时自比“断梗的浮萍”，负笈海外寻求真理后，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信念的灵魂，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念。他教育子女，对党组织忠诚老实“是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今后一辈子都将站不稳脚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在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守入党初心，立根固魂，忠诚于党，为实现崇高理想接续奋斗。 李立三同志一生敢于亮剑、迎难而上，富有斗争精神。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决斗争，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关键时刻，他无惧胁迫暗害，用慷慨激昂的演讲激起工人心中的坚定与不屈。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他针对党内消极情绪，号召大家振作精神，指出“只要党有正确的党的生活和教育，都必然可以很快的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执行小组工作时，他同国民党方面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党的立场，捍卫人民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为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顽强奋斗。 李立三同志一生胸怀坦荡、襟怀坦白，勇于自我革命。他曾为革命立下卓著功勋，也曾犯过严重错误。当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危害后，他勇于承认并修正错误。此后数十年，他经常讲“走麦城”的经历，不断剖析自己，以自己的教训惕励他人。他说：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工作，不切实抛弃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习气，特别是如果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是完全可以重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方面，没有局外人，任何人都不能当旁观者”。在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检视自身，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做坚定的自我革命者。 李立三同志一生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保持公仆本色。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位高低，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高。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关键时刻，面对金钱收买，他大义凛然地说：“不把工人提出的十七个条件摆在桌上来谈，请别开口！”劳动部部长任内，他不遗余力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维护工人正当利益。他注重家风家教，经常教育子女说：“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世袭制。”他拒绝利用职权为私人办事，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 1999年11月16日，在纪念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尉健行指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迫害，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作风。 2019年11月18日，在《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纪念李立三同志诞辰120周年》一文中指出，李立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李立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2年了，他生前“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的愿望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学习弘扬李立三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评 ） 轶事典故 取过五次正名 李立三家是书香门第，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出身，李立三有个哥哥，四岁能背唐诗，由于才高命薄，不到五岁便夭折了，李立三1899年出生，当地秀才都来李昌圭家贺喜，请老秀才给李立三取正名叫李凤生，小名狗妹仔。后来李立三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母怕我夭折，取我小名不但改变了性别，还把我叫做畜生。1906年七岁的李立三开始发奋读书。父亲李昌圭给他由李凤生改名叫李隆郅。1921年冬到湖南湘区委员会，安排去安源搞工人运动，毛泽东给他改名为李能至。到1925年在上海闸北区去选举，在路上邓中夏提议李立三同志的名字复杂，换一个简单的名字便于选举，于是改名李立三。1930年李立三犯路线错误，党中央决定他到苏联，要李立三改名，第五次改为亚历山大拉宾。 1922年，他从法国留学回来，被毛泽东派到安源煤矿，后来毛泽东因他的名字太难叫，建议他改名，改成“能至”。后来，他到上海搞工运。一次，他与邓中夏同去参加工会选举。路上，邓中夏抱怨“李能至”这个名字太文了，将他名字改为“立三”。 名字由来始末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的秀才李昌圭家。因逢他家的一株百龄凤尾盛开，故他的第一个乳名叫凤生。上私塾时，李昌圭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名为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李隆郅回国，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当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行前，分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李隆郅到安源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1923年4月，李能至调离安源后，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为了便于工作，他曾改名李诚，常用名还是李隆郅。 　　他之所以改名李立三，和邓中夏有很大关系。据他在自传中说：“我原叫李隆郅，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1924年11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李立三。”从此，李立三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了。 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同志一生开过三次追悼会。第一次追悼会是在法国召开的。1922年5月，法国勤工俭学支部有一小报报导了一个消息，朋友李隆郅在萍乡搞劳务运动，因刺杀越行铁未成被拦腰斩断，于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为李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开过不久，从中国又传出消息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正搞得红红火火，组织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等等。在法国的中国负责人得到消息后为之一笑。 第二次追悼会（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8月7日李立三担任保卫处长。部队快离开南昌，李立三突然得到情况，发现敌情。李立三来不及请示，马上派兵出击，自己亲自出发，结果与敌人接了一下火，敌人便逃跑了。当时时间很晚，走错了方向，在外面一夜。起义总部得到情况，又是急行军。李立三头天未回来，被认为是牺牲了，结果部队决定开个追悼会。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他们回来了。李立三笑着说给我开追悼会还要几十年。 第三次追悼会是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王震等，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其实李立三同志1967年就去世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致死，找不到骨灰，只有一副眼镜放在骨灰盒内）。 无线电事业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 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后，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p>

<p>黄纬禄 黄纬禄（1916.12.18-2011.11.23），安徽芜湖市人，中国著名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首枚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副总设计师，中国陆上发射井液体战略导弹副总工程师，水下核潜艇固体潜地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陆上机动车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知名导弹专家，被誉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航天老总”。 黄纬禄于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学位，196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11年11月23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黄纬禄长期从事导弹武器系统研制工作，他成功的领导中国第一发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的研制。他提出“一弹两用”设想，将潜地导弹搬上岸，研制成功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武器系统，这两个型号的研制成功，为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探索出中国固体火箭的研制规律，填补了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空白。 人物生平 1916年12月18日，黄纬禄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父黄藻（又名黄慎闻）为清朝秀才，曾任小学教员，要求子女认真读书、积极上进，对他刻苦攻读、严谨治学有深刻的影响。童年的黄纬禄就读于芜湖市芜关小学，后入芜关中学读初中。 1933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 1936年8月，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随校搬迁至重庆。 1940年8月，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件厂重庆分厂，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43年5月，在英国标准电话及电缆公司和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实习。 1944年，在英国实习期间，险遭德国发明的世界第一代V-1型导弹轰炸，幸免一劫，还参观过V-2型弹道导弹。 194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 1947年9月，以《双路无线电通信》的论文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 1949年5月至1952年9月，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2年10月，调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54年春，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军队高级将领一起聆听导弹专家钱学森关于火箭技术的报告。 1957年12月，转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期，曾任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主任，并担任几种液体弹道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兼控制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主持控制分系统的研制工作。 1965年，国防部五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划归七机部一院第12所，历任研究所所长、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一和第二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等职务。 1970年4月，中国固体燃料潜地导弹研制初期的关键时刻，担任液体型号控制系统研究所所长的他临危受命，到负责潜地导弹的七机部四院四部担任总体设计部主任。 1974年，升任一院副院长，主抓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 1979年，被任命为研制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任务的总设计师，同时也被任命为固体陆基机动战略导弹总设计师。 1982年，改为航天工业部后，担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二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同年组织科技人员首次成功完成固体导弹水下发射试验。 1984年，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武器系统也发射成功，最终1989年定型。 1988年，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后，担任第二研究院技术总顾问和部的高级技术顾问，同年领导科技人员，从核潜艇上发射潜地固体导弹成功。 1993年，成立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后，仍担任总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 1986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院士）。 2011年11月23日晚，黄纬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黄纬禄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先河，奠定了中国火箭与导弹技术发展的基础。 [6] 中国“东风”等型号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的控制系统都有他的参与。 20世纪50年代末起任液体弹道式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开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70年代初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弹道式导弹的开创，他率领同事们共同完成以下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和攻关项目，决定采用大量新技术，突破了水下冷发射、出水大姿态控制技术、摇摆条件下的调平与瞄准技术、多功能机动发射车、组件小型化和射击诸元实时计算等关键，研制成中国第一代潜地和地地机动固体弹道式导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能从潜艇发射弹道式导弹的国家。还布置并完成了关键预研项目，为中国第二代的弹道式导弹实现固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中国涉及导弹技术的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都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后主持研制潜地和地地固体机动战略导弹获得成功，提出了“一弹两用”的设想，突破了水下发射、三轴稳定平台在运动基座上的调平及瞄准、导弹设计诸元的适时计算和装订、陆上机动车的研制发射等系列关键技术。 这两型导弹填补了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空白，为中国继续发展固体战略导弹提供了理论和实际的可靠依据。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没有任何国外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他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突破了中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术论著 1、黄纬禄：双工发报机制度.电信建设，1950。 2、黄纬禄：陈德仁，张梓昌译.调频.北京:邮电出版社，1957。 3、黄纬禄：三十年科研工作的点滴体会.航天事业三十年（科技经验篇）.北京:航天工业部，1988:28-42。 4、黄纬禄：质量是航天产品的生命.回顾与展望（1949-1989）.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 获奖记录 所获奖项 ▪ 1999 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奖） ▪ 1994 荣获“求是基金奖” （获奖） ▪ 1985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奖） ▪ 1985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排名第一“巨浪一号固体潜地战略武器及潜艇水下发射” （获奖） ▪ 1984 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获奖） ▪ 1978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获奖） 荣誉称号 ▪ 2012-06-28 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获奖） ▪ 1994 杰出科学家奖 （获奖） ▪ 1989 全国先进工作者 （获奖） ▪ 1985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获奖） ▪ 1980 被评为七机部劳动模范 （获奖） 社会任职 1957年，转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总工程师、高级技术顾问，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七届代表。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高级顾问。 人物评价 缅怀黄老总的目的，就是要深入学习他始终坚持胸怀祖国，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品质，注重民主、大力协同的工作作风，严己宽人、诲人不倦的人格魅力，忠诚事业、默默奉献的崇高境界。（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西玲评） 其忠诚报国、献身航天的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成为社会各界学习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网评）</p>

<p>邹承鲁 邹承鲁（1923年5月17日—2006年11月23日），男，祖籍江苏无锡，出生于山东青岛，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邹承鲁作为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在生物化学领域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他在国际上最早尝试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的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发现了细胞色素C1与线粒体结合前后性质发生很大的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个物质。 邹承鲁建立了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他的学术成果曾经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三等奖。 2006年11月23日，邹承鲁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3岁。 人物生平 1923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十二年），邹承鲁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父亲邹东湖是铁路职员。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邹承鲁常随家搬迁，小学期间在沈阳度过。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迁回关内，到达武汉，读中学。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武汉沦陷，又搬到重庆。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毕业于南开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设在昆明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化学系。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 1946（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赴英后，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D 基林（Keilin）教授，从事呼吸链还原酶研究。研究生期间，邹承鲁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单独署名的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并发现细胞色素c纯化后与线粒体结合时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物质。 1951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邹承鲁与王应睐及汪静英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其辅基为与蛋白部分共价结合的FAD，这是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此外，他们对呼吸链及其他酶系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中国酶学及呼吸链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1958年，邹承鲁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A和B链的拆合。这项工作的完成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集体获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1997年求是奖。 1979年，邹承鲁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1年，邹承鲁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2001年，在“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并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邹承鲁在中国科协年会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窜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2006年11月23日，邹承鲁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3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邹承鲁发现纯化的细胞色素C与在线粒体结合时性质的差异对呼吸链酶系的研究，为中国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胰岛素人工合成中负责A链及B链的拆合，确定了合成路线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作图法关于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和反应速度常数测定的新方法，得到国际上广泛采用关于细胞色素b的三相还原，胰岛素A链及B链本身含有形成完整分子的必要信息，在弱变性条件下酶活性丧失先于分子整体的构象变化，因此酶活性部位具有较高柔性并为酶活性所必需等，都是开创性工作。1992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人工合成胰岛素，及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工作，分别获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者还获得1989年陈嘉庚奖。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活性部位新荧光团的形成，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和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工作，先后三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或自然科学一等奖。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蛋白质进行化学修饰是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的主要方法，但累积的大量数据在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定性描述状态。20世纪60年代初期邹承鲁基于统计学的方法提出：如果在修饰反应中同时包括i个必需基团，在修饰过程中保留活性的分子只能是那些所有必需基团都未遭破坏的分子，因此活性剩余分数应为必需基团剩余分数的i次方。基于他提出的新原理，再针对蛋白质化学修饰反应中常见的一些情况，邹承鲁提出了必需基团修饰程度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式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作图法，以判断必需基团的性质和必需基团的数目。这一方法发表后，得到国际上广泛采用，其关系式和作图法分别被国际同行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并已多次被国内外的一些教科书和专著详细介绍。邹承鲁的论文中，考虑了对蛋白质进行化学修饰的六种可能的不同情况，又根据当时文献中已有的大量数据，针对各种不同情况逐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一个蛋白质分子虽然常常含有多个同类基团，但其中只有少数是为蛋白质表现活性所必需的。可见对酶分子而言，其活性部位仅处于整个酶分子的很有限的局部区域。这一新的结论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理论，已为三十年来多方面的大量实验事实所充分证明，本项工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工作，邹承鲁研究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论文1979年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本项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细胞色素与呼吸链酶系 在细胞色素c在细胞内结合在线粒体上，邹承鲁发现经纯化后其配体结合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是纯化蛋白质与在体内时性质差异的首次报道。20世纪40年代普遍认为细胞色素b就是琥珀酸脱氢酶，邹承鲁证明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质。回国后与王应睐等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充分证明其与细胞色素b无关，并发现其辅基是与蛋白分子共价结合的FAD，这是第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 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 1958年，邹承鲁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胰岛素是由两条肽链通过两对二硫键联结而成，此外在A链上还有一对链内二硫键。在考虑到的各种合成方案中，最为简便易行的是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通过巯基的氧化使两条链正确组合，但关键问题是还原的A链和B链是否能通过氧化而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分子，国外许多人对此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像催产素那样的小肽以外，当时还没有一个含二硫键的蛋白能在还原后通过氧化而成功地再生。这个决定合成路线的前提问题恰恰是一个尚无先例的未知问题。胰岛素拆合工作的成功立刻确定了先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将A链和B链再组合而生成活性胰岛素的合成路线，为完成国际上第一个蛋白质-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集体获198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邹承鲁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论文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工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后续研究，证明了胰岛素A链和B链本身已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在溶液中能正确相互配对。此项工作阐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A和B链拆合工作成功的理论基础，纠正了国外一些教科书中有关从胰岛素A和B链重新合成胰岛素的错误提法。此项研究于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 酶活性抑制的研究对于酶作用机制研究和药物设计十分重要。在当时的酶学教科书中通常仅对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有所论述。1965年，邹承鲁最早系统地提出了酶学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统一的动力学理论，并提出不可逆抑制反应速度常数的测定方法。经过邹承鲁和王志新等多年来理论上的发展和实验上的验证，他的理论和方法现在都已经为国际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的采用，此项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酶活性部位的柔性 1984年，邹承鲁用自己创立的动力学方法，从变性平衡态和变性动力学两方面比较研究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发现变性时酶活性的丧失先于可察觉的构象变化。在进一步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酶活性部位处于分子的局部区域并柔性较高”的假说。针对国际上一些不同的意见，排除了变性剂的抑制和寡聚酶解聚等可能性，以充分的论据论证了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的正确性。邹承鲁随后用荧光及自旋试剂进行探测直接证实了酶活性部位构象变化确实发生在整体构象变化之前并与活性丧失同步。进一步用蛋白酶部分水解的结果也说明在变性过程中，酶分子整体构象尚未发生变化之前，活性部位构象已开始松散，因而较易受到蛋白水解酶的作用。接着又根据某些酶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的研究，发现酶在活化时活性部位柔性增加；而限制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则可以导致酶活性下降。根据这些新的结果，邹承鲁又提出“酶活性部位柔性为酶充分表现活性所必需”。这些研究结果是自19世纪Fischer提出酶作用的“锁钥学说”和上世纪50年代Koshland的“诱导契合学说”以来酶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进展；同时也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提高到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此项工作获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新生肽链的折叠与分子伴侣 邹承鲁根据文献中的报道和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关于新生肽链折叠的新的观点。他认为，新生肽链卷曲折叠既与合成同步进行，又在合成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在合成完成后经最后调整修正而完成。他用模型实验方法予以验证，这一看法也已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科学界所接受。邹承鲁与王志新一起，进入分子伴侣（在新生肽链折叠过程中起帮助作用的一类蛋白质）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设，打破了与蛋白质折叠密切相关的酶和分子伴侣两大类蛋白之间的界限。这一设想得到世界上许多实验室体内外实验结果的证实，并逐渐为国际科学界所接受。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约10万个蛋白质序列为已知，这些蛋白质的功能与其结构密切相关。此项工作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学术论著 邹承鲁40多年来，在中国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科学论文200余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基本情况如下： 1、C L Tsou，Cytochrome c Modified By Digestion with Pepsin，Nature，1949，164 ：1134. 2、C L Tsou，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ytochrome c，J Biochem.，1952，50： 493～499. 3、T Y Wang，C L Tsou,Y L Wang，Studies on Succinic Dehydrogenase， I Isolation，Purification and Properties，Sci Sin，1956，5：73～90. 4、C L Tsou，Reaction between Modification of Functional Groups of Proteins and Their Biological Activity，I A Graphic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and Type of Essential Groups，Sci Sin ，1962，11：1535～1558. 5、许根俊、邹承鲁，蛋白质功能基团的改变与其生物活力的关系，Ⅱ，胰蛋白酶的必需硫硫键数目，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63，3(2)：163～168。 6、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 科学通报，1964，943～962。 7、邹承鲁，酶活性不可逆改变的动力学，Ⅰ，底物影响酶与抑制剂结合速度的动力学方程，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65，5(4)：398～408。 8、邹承鲁，酶活性不可逆改变的动力学，Ⅱ，酶性改变过程中的底物反应，生物化学与生物 物理学报，1965，5(4)：409～417。 9、Y S Ho，C L Tsou，Formation of a New Fluorophore on Irradiation of Carboxymethylated D glyceraldehyde 3 phosphate Dehydrogenase，Nature,1979， 277：245～246. 10、W X Tian，C L Tsou，Determination of the Rate Constant of Enzyme Modification by Measuring the Substrate Rea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odifier，Biochemistry,1982，21：1028～1032. 11、C L Tsou，G Q Xu,J M Zhou，K Y Zhao，A New Fluorescent Probe for the Study of the Allosteric Properties of D Glyceraldehyde 3 Phosphate Dehydrogenase，Biochem Soc Trans ，1983，11：425～429. 12、Q Z Yao，M Tian，C L Tsou，A Comparison of the Rates of Inactivation and Conformationalnal Changes of Creatine Kinase during Urea Denaturation， Biochemistry，1984，23：2740～2744. 13、C C Wang，C L Tsou，The Interac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C Terminal Shortened B Chains with the Intact A Chain of Insulin，Biochemistry，1986，25： 5336～5340. 14、C L Tsou，Location of the Active Sites of Some Enzymes in Limited and Flexible Molecular Regions，Trends Biochem Sci ，1986，11：427～429. 15、J G Tang，C C Wang，C L Tsou，Formation of Native Insulin from the Scrambled Molecule by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Biochem J，1988，255：451 ～455. 16、C L Tsou，The Folding of the Nascent Peptide Chain into a Biologically Active Protein，Biochemistry，1988，27：1809～1812. 17、C L Tsou，Kinetics of Substrate Reaction during Irreversible Modification of Enzymeactivity，AdvEnzymol，1988，61：381～436. 18、C H Hu，C L Tsou，Formation of Enzymesubstrate Disulfide Linkage during Catalsis by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FEBS Lett，1991，290：87～89. 19、C C Wang，CL Tsou，The Insulin A and B Chains Contain Sufficient Structural Information to form the Native Molecule，Trends Biochem.Sci，1991 ，16：270～281. 20、Y Z Ma，C L Tsou，Comparison of the Activity and Conformation Change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during Denaturation，Biochem J ，1991，277：207～211. 21、C Liu，C L Tsou，Ki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nzyme Inactivation Involving Complex formation with the Inactivator and that Involving a Conformation change Step，Biochem J ，1992，282：501～504. 22、H B Wu，C L Tsou，A Comparison of Zn（Ⅱ）and Co（Ⅱ）in Kinetics of Inactivation of Aminoacylases by 1，10 phenanthroline and Reconstitution of the Apoenzyme，Biochem J ，1993，296：435～441. 23、C L Tsou，Conformational Flexibility of Enzyme Active Sites，Science,1993 ，262：380～381. 24、C C Wang，C L Tsou，HypothesIs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Is Both an Enzyme and a Chaperone，FASEB J ，1993，7：1515～1517. 25、H Cai,C C Wang，C L Tsou，Chaperone like Activity of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in the Refolding of a Protein with No Disulfide Bonds，J Biol Chem ,1994，269：24550～24552. 26、C Y Wu，C L Tsou，Studies on the Codehydrogenase Cytochrome c Enzyme Systems，I The Simultaneous Oxidation of Succinate and Reduced Codehydrogenase I，Sci Sin 1995，4：137～155. 27、C C Wang，C L Tsou，Enzymes as Chaperones and Chaperones as Enzymes， FEBS Lett ，1998，425：382～384 28、邹承鲁，酶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1999，15：351～354。 29、S Zhang，J Li，C C Wang，C L Tsou，Metal Regulation of Metallothionein Participation in the Redox Reactions，FEBS Lett，1999，462：383～386. 人才培养 邹承鲁为中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现在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建立博士后和学位制度以来，他已培养了博士后12名，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各1名；博士生35名，硕士生22名。 获奖记录 科学 ▪ 2003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获奖） ▪ 2002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约10万个蛋白质序列为已知，这些蛋白质的功能与其结构密切相关 （获奖） ▪ 1998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和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工作 （获奖） ▪ 1997 求是奖[3] （获奖） ▪ 1995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获奖） ▪ 1993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获奖） ▪ 1992 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 （获奖） ▪ 1989 陈嘉庚奖 （获奖） ▪ 1987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 （获奖） ▪ 1983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获奖） ▪ 1982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 （获奖） ▪ 1979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 ▪ 1979 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获奖） ▪ 1978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获奖） 社会任职 邹承鲁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荣誉会员等职。1978年至1997年，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委；1981年至1982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至1990年间应邀分期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高级研究员(Fogarty Scholar in Residence)。 邹承鲁曾任一些重要科学期刊编委，包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AnalyticalBiochemistry（美国）及BiochimicaetBiophysicaActa（荷兰）编委、FASEBJournal（美国）及Biochemistry（美国）顾问编委等。 个人生活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邹承鲁与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举行婚礼。 人物评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院士：邹承鲁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者。让人感受最深的是邹承鲁的科学精神。无论什么情况下，为了追求真理，邹承鲁都是坦率的，邹承鲁是一个直言的科学家。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作为邹承鲁的学生，感受到很多他的精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爱国精神。邹承鲁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科学事业，他从不考虑个人利益。 中科院：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邹承鲁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后世纪念 2006年12月01日，邹承鲁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以及相关部委领导、单位代表、邹先生家属、生前友人和学生代表等近400人参加了遗体告别活动。 2008年5月15日，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暨邹承鲁诞辰85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为纪念邹承鲁，《邹承鲁传》、《邹承鲁杂文集》、《邹承鲁纪念画册》同时出版发行。</p>

<p>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人物经历 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1904年，进入私塾。1910年，来到武昌，进入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考人北京清华学校乙班，其间，阅读了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3年2月，寒假后开学，重新分班，被编入甲班；11月8日，与何均等人发起课余补习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11月15日，参与编剧《革命党人》(又名《武昌起义》) ，并饰演革命党人；12月6日，任《课余一览》编辑；12月30日，参与演出《打城隍》，饰演差役。 1914年6月15日，论文《名誉谈》发表于《课余一览》；夏，参与国画校外写生团。1915年9月，清华学校开学，进入中等科三年级，担任《清华周刊》 编辑；12月25日，参与创办贫民小学。1916年1月，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汇总为《二月庐漫记》。 1919年2月22日，论文《辩质》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01期；五四运动开始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7月，翻译莫尔斯的《台湾一月记》；8月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闭幕式，第一次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说；9月，与杨廷宝、方来等组织美术社；11月14日，作诗《雨夜》《月亮和人》；11月16日，作论文《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后编入《真我集》；11月，论文《建设的美术》 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 1920年春，作新诗《雪》；4月24日，散文《旅客式的学生》 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85期；5月12日，作新诗《朝日》《雪片》；5月14日，作新诗《率真》《忠告》；5月15日，作新诗《一个小囚犯》；5月17日，作新诗《伤心》《志愿》；5月22日，作新诗《黄昏》；7月1日，作新诗《所见》《晚霁见月》；7月13日，作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91期；暑假，将所作古文诗词编成《古瓦集》《真我集》；9月13日，新诗《印象》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95期；9月18日，被选为美术社书记；10月8日，论文《 时间的教训》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93期；10月10日，论文《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95期；11月12日，论文《黄纸条告》 发表于《清华周刊》第198期；12月4日，参与“清华演讲记录团”；12月10日，完成论文《电影是不是艺术》，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03期。 1921年2月28日，作新诗《美与爱》，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11期；3月3日，论文《警告落伍的诗家》写完，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11期；4月1日，论文《中文课堂的秩序的一斑》，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14期；4月29日，论文《恢复伦理演讲》 《 公共机关的威信》，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18期；5月13日，论文《痛心的话》 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19期；5月20日，散文《 爱的风波》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20期；8月10日，完成论著《清华周刊的地位一个疑向》 ，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23期；8月15日，完成新诗《夜来之客》，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23期；9月1日，新诗《志愿》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24期；11月19日，论文《恢复和平》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26期；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成立，任诗歌组领袖；12月2日，文学社召开“第二次常会”，讨论《诗的音节问题》，由闻一多报告研究结果 。 1922年3月，写成论文《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4月4日，新诗《进攻者》《死》 《深夜的泪》发表于《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4月26日，散文《初夜一夜的印象》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49期；7月16日，乘海轮由沪赴美留学；9月1日，与梁实秋、吴最超通信；9月18日，作诗《晚秋》（后改为《秋之末日》）《笑》 ，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69期所附文艺增刊第四期；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该作品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2月18日，作诗《长城下的哀歌》；3月16日，长诗《园内》 写定，后发表于《清华生活》（清华建校12周年纪念号），该作品是闻一多最长的一首诗， 共314行,，并自认为“新诗中第一首长诗”；4月23日，论文《女神之时代精神》发表于《创造周报》第四号；5月1日，诗《李白之死》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6月10日，论文《女神之地方色彩》 发表于《创造周报》第五号；8月25日，诗《别后》发表于大连《盛京时报》；9月6日，论文《艺术的忠臣》发表于大连《盛京时报》；同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 共103首诗)，由泰东书局出版；12月3日，论文《泰果尔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文学副刊《学灯》。 1924年3月28日，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发表于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报纸《科罗拉多大学之虎》。同期还发表了梁实秋的《一个支那人的回答》；6月上旬，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但未获得学位；7月23日，作诗《大暑》；9月，转学进入纽约艺术学院。 1925年1月上旬，参与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3月10日，诗《渔阳曲》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3月22日下午二时，在纽约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3月25日，诗歌《大鼓诗》 发表于《晨报·文学旬刊》第65期；3月27日，论文《你看（春日寄慰在美的友人）》发表于《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九期；3月29日，与诸友去看望冰心；5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6月27日，诗《醒呀!》发表于北京《现代评论》第二卷第29期；7月4日，诗《七子之歌》 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0期；7月11日，诗《爱国的心》《洗衣曲》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1期；7月25日，诗《我是中国人》 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3期；8月9日，参加新月茶话会；8月14日，诗《狼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1250号；8月17日，译诗《沙漠里的星光》发表于《晨报·副刊》第1252号；9月19日，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41期；9月22日，诗《末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第1277号；12月1日，诗《秦始皇帝》《抱怨》发表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3] 。 1926年4月1日，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在创刊号上发表诗《欺负着了》；4月15日，诗《死水》《黄昏》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三号；4月29日，诗《春光》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五号；5月6日，诗《鸟语一送友人南归》 发表于《晨报·诗镌》第六号；5月13日，论文《诗的格律》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七号；5月27日，诗《诗人的蛮横》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九号；6月3日，诗《英译的李太白》发表于《晨报·诗镌》第十号；6月24日，论文《戏剧的歧途》 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二号；7月，在浠水老家作诗《夜歌》；9月，受聘于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 1927年2月，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5月20日，诗《心跳》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5月21日，诗《贡献》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5月30日，诗《荒村》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6月18日，诗《罪过》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6月23日，诗《一个观念》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6月25日，诗《发现》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7月14日，论文《诗经的性欲观》 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开始用名“一多”；7月15日， 诗《收回》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屠龙”；7月26日，诗《什么梦》（修正稿）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8月，任东南大学教授；9月1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开学，受聘为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9月10日，诗《口供》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一期；9月17日，诗《你莫怨我》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二期；10月8日，译诗《樱花》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五期；11月5日，译诗《礼拜四》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十期；12月3日，《“你指着太阳起誓”》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十二期；12月31日，译诗《春斋兰》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三十一期。 1928年1月，诗集《死水》（共28首）由新月书店出版；3月10日，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3月，译诗《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其一）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一号；4月10日，诗《答辩》、译作《幽舍的麋鹿》（哈代作）和《白朗宁夫人的情诗》（第11至21首)）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二号；5月10日，诗《回来》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三号；5月26日，论文《先拉飞主义》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四号；6月10日，译诗《情愿》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四号；8月10日，传记《杜甫》 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号；8月，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1929年11月10日，论文《庄子》、译诗《山花》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九号。1930年4月10日，论文《杜少陵年谱会笺》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载完；6月，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9月，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1年1月20日，诗《奇迹》 发表于《诗刊》创刊号（徐志摩主编）；9月7日，青岛大学开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英诗人门》。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1933年5月8日，论文《岑嘉州交游事辑》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文史专号）；7月，为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烙印》作序。 1934年5月1日，论文《匡斋尺牍》发表于《学文》创刊号；7月1日， 论文《匡斋尺牍》（续）发表于《学文》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9月15日，诗《卷耳》 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第九期。 1936年1月，论文《离骚解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37年1月，论文《诗经新义》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 [3] 。 1939年2月26日，论文《宣传与艺术》 发表于昆明《易世报》“星期评论” 专栏；3月5日，作《西南采风录·序》；3月14日，杂文《璞堂杂记》发表于《易世报》副刊“读书”栏目第113期。 1940年9月9日，西南联大开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即《上古文学史》）；10月16日，论文《乐府诗笺》发表于昆明《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0月26日，论文《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1月20日，作论文《怎样读九歌》，发表于《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1941年1月13日，论文《道教精神》 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人文科学” 副刊第二期；8月22日，作论文《宫体诗的自赎》；12月16日，论文《乐府诗笺》（续） 发表于《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1942年3月，论著《楚辞校补》由国民出版社出版；10月16日，论文《乐府诗笺》（续） 发表于《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六期；12月17日，在中法大学讲授“神话与诗”。 1943年5月25日，西南联大演出《风雪夜归人》，担任舞台设计；7月3日，论文《 端午节的历史教育》发表于《生活导报》第三十二期；9月1日，论文《庄子内篇校释》发表于重庆《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0月，论文《诗经通义》( 召南）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1月13日，杂文《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2月1日，论文《文学的历史方向》发表于昆明《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 1944年2月15日，在西南联大讲授《诗与舞》；2月20日，杂文《复古的空气》 发表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 副刊；3月1日，论文《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3月19日，论文《说舞》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4月23日，论文《从宗教论中西风格》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第六十五期；5月16日，论文《九歌校释》发表于《中央日报》“文林” 副刊第一期；5月25日，论文《可怕的冷静》 发表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 副刊；秋，以个人身份加人中国民主同盟。 1945年3月12日，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局危局的主张》；4月27日，作论文《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发表于《民主周刊》第一卷第二十期；5月2日，出席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晚会”；同日，作杂文《说鱼》后记；6月14日，论文《人民的诗人——屈原》 发表于《诗与散文》（诗人节专刊）；7月1日，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9月3日，论文《 谨防汉奸合法化》发表于《中央日报》“胜利日特刊”。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个人生活 1927年9月21日，长子闻立鹤生于浠水。1928年9月17日，次子闻立雕生于南京。 主要成就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 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主要作品 1920年4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旅客式的学生》 1920年9月 新诗《西岸》 1922年3月 《律诗底研究》 1922年 清华文学社 《冬夜草儿评论》 1923年 上海泰东图书局 《红烛》（诗集） 1925年 《七子之歌》 1928年 上海新月书店 《死水》 1948年 上海开明书店 《闻一多全集》（1—4册） 1951年 上海开明书店 《闻一多选集》 1955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诗文选集》 1983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1985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 1942年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楚辞校补》（古典文学研究）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古典新义》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 1984年 重庆出版社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198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 人物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这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诗人郭沫若：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散文家朱自清：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 后世纪念 闻一多纪念馆坐落在闻一多故乡凤栖山麓的清泉寺遗址上，占地15亩，建筑面积1512平方米，主体工程是一座庭院式的仿古建筑群。1984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1988年开始动工兴建，1992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馆名，1993年5月18日开馆。2001年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家AA级旅游景点，国家重点博物馆，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盟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汉统一战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闻一多纪念馆陈列着闻一多的生平事迹、著作、诗、文、书、画、篆刻、金石手稿和遗物；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胡耀邦、江泽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近现代中外文化名人、学者、艺术家于闻一多的文论、专著、题词、诗文书画原迹，及有关文献资料。</p>

在抗美援朝上甘岭反击战中，黄继光用胸膛勇堵敌人机枪，壮烈牺牲

中共党员，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为中国找出石油和铀。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